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以农耕民族的兴衰,说明一个民族要想不断得到发展,获得生存空间,就必须向不同环境发展起来的文化学习,甚至是落后但适应环境的文化学习。以维护一人或少数人利益的专制制度,往往阻碍民族不断学习,创造适应不同环境的文化。
关键词: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工商文化,生存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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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古代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可以发现其都是农耕民族建立的国家,都是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国家。而这四大文明古国除华夏古文明外,其它都因为经受不住落后的游牧民族,或更原始的采集狩猎民族的不断侵扰以致亡国。而被落后民族摧毁的文明土地上,经过休养生息又大多会重新新的农耕生活,建立以农业为本的新国家,以至于又不断亡于后来其它的游牧民族。古埃及人现在早就消失在灭亡者之中,古巴比伦人与古印度人也跟古埃及人差不多,除了那些宏大的古建筑作为物证,证明他们曾存在过外,重要的人证却是没有一个。农耕文明不断的建立与毁灭,使得人类对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古印度人的了解,停留在各种宗教神话之中。
先进的农耕民族不断灭亡于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这是历史的现实。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与古印度人的消失说明了这一点,古华夏人虽然逃过了许多次的劫难,形成后来汉唐文化高峰,有了文明的继承人——汉民族,但却像是在劫难逃似的,后来两次又亡于来自北方的落后野蛮民族——蒙古与满清。汉民族没有彻底消失,只是蒙古文化的不足,以至汉民族能重建自己的政权。而满清则接受了以农为本的农耕文化,竟以人口少数统治中华达三百多年。
可以肯定的说,农业文化相对于游牧文化是先进的文化,如果其不先进,征服者就不会在被征服土地上,重新建立以农业为本的政权。但从事农业的农耕民族又不断被比自己落后的民族征服,有地理环境导致的实力问题,也有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种种深层次缺陷的原因,以至于其抵御不了比自己还落后的民族。
这先进被落后征服的地理原因,就是地球上手工业支持的农业可耕地远远少于可以发展牧业的土地。对于以狩猎为生的民族来说,生长着与自己相比较弱动物的地方是其生存的地方,而以牧业为生的民族,则只要有饲养动物的饲料,其都可生存,农业民族的生存依赖于可供人食用植物的土地。三种民族中游牧民族最不挑选土地,凡适合农耕的土地,必适合放牧,而而且是上佳的牧场,反之适合放牧的地方却大多是不可耕土地。所以先进的农耕民族扩张是有极限的,而游牧民族却不存在这种极限,以是也就形成农耕民族防御,游牧民族进攻的基本态势。农耕民族对不可耕之地的征服,大多是以攻为守的策略,但由于在不宜耕种的土地上,攻没有可守之地做支撑,使得进攻也就不能长久进行。反之游牧民族则不同,不管可耕种土地还是不可耕种土地,都可成为其继续进攻的支撑点,这就使得较先进的农业文明,不断被落后的游牧狩猎民族毁灭。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文明古国的地理环境。古埃及人占据的是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密罗河流域,其东西两面是沙漠化的土地,北面是大海,南面是原始森林,可耕面积是四大古国中最少的,其有利之处是易守难攻。古巴比伦人占据着两河流域,面积比古埃及大,但两河相距不大,水流也不充沛,土地没其他古国肥沃,四周是无险可据的沙漠荒地,最容易受自然环境的改变与游牧民族的侵扰而夭折。古印度人占据的恒河流域,面积广阔、土地肥沃,不管是古印度人,还是后来的印度人都以农业为根本,其农业文化的兴起间隔虽较短,但却是断断续续的。古代华夏人是以黄河长江两河流域为中心,开始其农耕生活的,其可耕面积与发展空间相对当时的农业技术是四个古文明古国最大的。以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农耕民族的生命力在于可耕土地的面积,面积窄生命力弱,面积广则生命力强。古华夏人占据的是世界上最有利于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以是形成了最有生命的华夏农耕文化,而其它古文明国家,因为可耕种土地较少,以是也就陷入不断建设与毁灭的循环之中。
对一个民族来说,在大自然中是选择狩猎、还是游牧、还是农耕,或是工商生存。虽然有其文化的内部因素,但是外因环境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游牧狩猎为生的民族在进入可耕土地后,经过一定的时期后都会转化为农耕民族,把农业作为自己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从文化上来说,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吸收了被征服者的文化,吸收的多就会很快从狩猎游牧转为农耕,吸收的少则会拉长这一时间距离。而一点没吸收旧文明的狩猎游牧民族,也会因为进入肥沃的可耕地上有丰厚的饲料,减少迁移次数,积累起植物生长知识,最后在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下转化为农耕民族,必竟农业比狩猎牧业在相同面积的土地,可养活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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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农耕民族当数华夏民族及其后人——汉族,汉民族是一个以农为本的民族。汉民族几千年对土地的耕耘造就了汉民族辉煌的历史,同时也沉淀了其从辉煌走向没落的深层次原因,这些没落的原因往往是农耕民族共有的,只是除华夏文明保存下来了,其它文明没能保存下来而已。古代四大文明古国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能够保存沿续下来的只有东方的华夏文化,其它的三个农业文明古国都在后来的发展中,被游牧文化与工商文化毁灭同化,使得如果要研究农耕文化就不能忘记华夏民族及后裔汉族。这当然不是汉民族在所有的农业文明国家中最聪明最勤劳,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农业民族都很聪明也很勤劳,汉民族能在农业民族中一枝独秀,实是因为他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就当时的农业技术而言,华夏可耕面积是最大的,这就给从事农业的炎黄子孙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对中原的开拓,主要是生活在关中平原,河东盆地和南河沿岸的姬、姜为主的华夏部落群,东方海岱地区和准、泗一带的风、嬴、偃诸姓为主的九夷部落群,其四周的诸戎、群翟和三苗,分处中原地区的边缘,经营着游牧、狩猎或农牧结合的生活。华夏部落能够不断向四周扩张,融合其它部落,可以说主要是因为其掌握着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使得单位面积上能够比其它民族生活更多的人口,这就使得从事农业的部落人丁兴旺,实力超出周围从事其它行业的部落。由于治水定居的需要,使得农耕民族的建筑技术也不断得到发展,在部落争斗中有比其它民族更高的防御能力。
较多的人口与较高的防御能力,使得农耕民族不断向四周的可耕土地扩张。可以想象一下,同农业部落同在一块土地生活的狩猎游牧民族是如何不断被排挤的。在过去可以自由放牧狩猎的土地上,农耕民族不断建起禁止狩猎放牧的农田,为了争夺过去自由的土地,游牧狩猎肯定要起而抗争,但每次的争斗的农业民族都以高大城墙,较多人口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当时的技术来说,攻城是战争的下下之策,孙子曾这样叙述攻城惨状“攻城之法为得已,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闉,,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拨者,此攻之灾也。”这种状况直到火药发明后才得到根本的改变。
而当时的游牧民族既使以其特有的机动能力,短时期在局部占有人数优势,但农耕民族却也能在短时期内集聚比其强大得多的力量反击。中国古代发生在西周时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说明了当时农耕民族的总体优势,游牧民族既使侥幸获胜,也不可能占有所得到的土地。不过农耕民族的空间却不是无限的,其优势只能建立在可耕土地之上的,齐恒公出兵孤竹陷入大漠之中,靠老马识途才得以脱逃,卫懿公好鹤亡国,表明华夏民族自神农开始的民耕扩张在北方已渐渐走到了极限。好在华夏民族还有南方的长江流域可开发,以是农耕的华夏民族除了北方的秦晋齐燕鲁等大国外,又添了南方的楚吴越等等,以是农耕民族在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中有了广阔的空间。
关于古代的华夏民族,其实应该看成多种民族的统称,其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中华民族一样,并不特指某个民族。华夏民族共有的特点就是都以农耕为生存手段,至于华夏民族号称是炎黄子孙,不过是以炎黄部落为中心形成的农耕民族,一直在农业技术方面领先于其它农耕民族,主导着中华大地的发展而已。像夏商周不过是当时农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众多农耕民族国家的主导中心国家。秦王朝统一了当时华夏所有的农耕民族国家,又经过汉朝几百年,众多民族的华夏民族最后才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汉民族。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农耕民族,其占据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可耕土地,这就使得他比其他的农业文明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华夏民族的农耕文化没有被游牧民族摧毁,像埃及、巴比伦、印度出现文化的断代,显然是华夏民族的周围有广大的可耕土地。古埃及人空有得天独厚的地形,但因为地域的狭窄而难以抵御逐渐发展起来的游牧民族,古巴比伦的农耕也因为四四周没有空间而停止,古印度人命运也好不到那里,只有华夏农耕文化以其巨大的规模得到不断的发展。源远流长的农耕生活,使得汉民族同时拥有农耕民族突出的优点与缺点。专制、保守及对可耕地深层次的依赖,使得汉民族在达到汉唐高峰后,开始一步步走向没落。而最能说明农耕民族对可耕土地的依赖,就是东汉对中亚开发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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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张骞西行,完成了对中亚的地理大发现,汉朝与匈奴就在中亚进行反复的较量,农耕文化的缺陷在较量中得到充分的暴露。中亚地理是广大游牧地区中存在少数可耕种的绿洲,可耕土地为本地民族接受汉文化提供了基础,虽然农业能够在有限的面积养活更多的人,但广大的游牧地区的存在,又使得各个从事农业的绿洲之间难以得到相互的支援,容易被机动力极强的游牧民族各个击破。汉朝农耕文化对中亚的影响与匈奴游牧文化对中亚的影响相持不下,中亚各小国对汉朝的臣服反反复复。少量的可耕地使得就是后来匈奴发生分裂,汉朝作为最强大的帝国,汉民族也没能同化掉丝绸之路上的各个小国。
从汉朝军队的活动范围来说汉朝疆域是十分辽阔的,但汉朝实际能够控制的地方却又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大,这辽阔的疆域中,许多地区实际上是被表面臣服汉朝,实际独立的少数民族控制着。作为汉朝主体民族的汉民族的农耕活动地域,在当时只占帝国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土地对于汉民族来说几乎是毫无收益的。这应当说不是汉民族的仁慈,其实是有他说不出的苦衷,专制与保守的病根深入其民族的骨髓。以农为本的汉民族没能力管理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甚至没有办法同化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民族。
汉朝对待落后的游牧狩猎民族的方法,就是内居让这些民族定居,逐渐从游牧民族转化为农耕民族。这在汉民族政权强盛,有丰富的待开发可耕地自然是个好方法,可以削弱游牧民族,不断壮大农耕民族,同化少数民族增加汉民族人口。但是当汉政权发生内乱,那些还没能完全同化,转化为农耕民族,保持半独立的状态的内迁民族则十分危险。因为镇压黄巾军造反,在中原形成的军阀割据,使得汉族对内造民族的控制丧失饴尽,南北朝时的五胡乱中华,就是这一政策的结果。好在汉民族占据的可耕地是世界上最大的,而这些少数民族又臣服过汉朝,他们在夺得可耕土地后并没将耕地变牧场,而是自觉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俗,融合为汉民族的一部分。
古代曾是华夏民族大敌的游牧民族匈奴就这样通过内迁从历史上消失了,但是新的游牧民族又在一时变得空旷的草原重新酝酿产生。我总觉得汉朝的这种方法不是个好办法,但同时我又觉得一个农耕民族不会有更好的办法。有时我想,为何部分汉民族不可以学习游牧民族,在大草原上以牧业为生呢?被落后民族灭亡的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古印度人为何不能在强大时候,以这些落后民族为师,农牧业并举拓展民族空间呢?没有那个农耕民族这样做,所以他们都亡于落后民族,华夏民族能侥幸没有毁灭,但其继承人汉族,后来也是一再受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两度亡国。
建立在土地之上的社会是专制的社会,以农为本的封建国家是专制的国家。汉民族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并没有明确的历史界线,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经过对奴隶社会不断变法而形成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从没形成西欧封建地主之间权力与义务的关系,而是带有奴隶主与奴隶性质的主仆关系,在这种关系下统治者主宰着被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我不相信汉民族中就没有愿意以游牧方式生活的人,虽然农耕生活水平较高,但贫穷的汉人生活水平总高不过游牧贵族吧!为何汉民族中没人以游牧业为生,主要应是统治者不允许被统治者从事游牧业。像汉朝的统治者,千方百计把降服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内迁定居,为的就是可以用郡县制度统治这些少数民族。其是不可能让贫穷汉人以游牧业为生的,统治游牧民族就得以游动方式,而汉民族的统治者显然没这点能力。
以农为本是汉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汉民族因为这种文化意识,长期遭受大草原上成长起来的游牧民族侵扰,大家都知道与其扬汤止沸以农业同化这些游牧民族,不如A底抽薪建立一套可以统治游牧民族的方法,但这对习惯定居舒适生活的统治者来说不做不到的,委托给其部属又深恐失去控制,以是对难以耕种土地,也只好采取放弃的方法。可以说以农为本的专制意识、保守意识,是以致宋朝灭亡的社会内部原因,这种专制保守使得草原不断兴起强大的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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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为本的专制意识、保守意识,使得汉民族不得不面对北方游牧民族不断的侵扰,也使中国后来在面对海上工商文明时被动挨打,蒙受各种耻辱。面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只要农耕民族有巨大的回旋空间,同化他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面对先进的工商文化时,不管农业文化的空间多大,却是无可奈何的。以农为本、抑制工商的治国策略使得汉民族没有从一个农业民族转化为工商民族,保守专制使得汉民族的活动始终没能超出黄河、长河流域的可耕土地,而扩张到草原海洋。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次大分工,一是从采集狩猎分出游牧业,二是从游牧业分出农业,三是从农业分出工商业。新行业起初往往只是旧行业的附属部分,只有在新行业完全超越旧行业,人类社会才从量变引起了质的变化。在众多游牧民族中的汉民族祖先,显然抓住从游牧业分出农业的机会,成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的新民族,从而完成了质的飞跃。并且在旧的但强大的游牧民族面前,保持了相对的优势,成为硕果仅存的古代农耕民族。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及手工业的高度发达,使得华夏民族赖以生存的可耕土地空前的广阔,使得游牧民族在毁灭汉民族前,不得不接受汉民族的文化而被同化。不过汉民族显然没有能抓住,从农业中分化出工商业的机会,没能让工商业成为支持本民族的支柱,全面超越农业,使社会得到质的飞跃。
为什么汉民族没有抓住让工商业超越农业,实现国家工业化,继续成为世界中心的机会。也许对于一个有浓烈农耕辉煌历史的民族,在统治者力量所能到达的地方,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他的统治权力来自土地,其绝不会允许资本的权力超越土地的。宋明两朝城市发展与手工业都有了很高的水平,不过城市是封建势力控制的城市,而手工业也主要是官办的,其除了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外,主要就是为地主阶级挥霍社会财富的。对于为满足平民百姓多方面需杰要的私营手工业,封建政权是横征暴敛,如明政府一再禁止民间开采煤、铁等矿,明嘉靖以后,在景德镇实行“官搭民烧”制度,给价很低烧不成按价赔造,使得许多民窑破产。丝织业也有领织制度,把持行业经营,官吏以权扣克机户,使得机户因而赔本破产。
许多人认为中国宋明时期江南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萌牙,有可能使得中国进入资本社会,在我看是很不可能的。工商业如果想成为社会经济支柱,其需要有个从农业分离的问题。中国历代的手工业是农业的附属,统治者允许他存在是因为农业需要他的支持,而工商业的作用却远远不止如此。工商业如真想超越农业,主导整个社会经济,其需要一个成长的环境过程,统一的封建王朝并没为工商业提供这样的环境,反而是更有力的制约了工商业的发展。
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起到的作用就是毁灭可能独立于封建统治之外的工商业,大海对于统治建立在可耕地上的地主阶级来说,是难以控制的。如不禁海就会使得这种海上的力量壮大起来,最后威胁自己的统治。至于以海盗猖獗为名实行禁海,那更是无舍本求未之法,这与汉朝为了消除草原民族的威胁,采用内迁游牧民族定居农耕的方法一样不可取。只要草原大海能使人生存发展,你不去占据自然有其它民族会去占据,以农业你同化了古代的草原民族匈奴,草原经过休养生息,同样养育了像蒙古一样的优秀民族。大海上没有宋明的海船航行,来自西方的战舰就会出现在大海上。
禁海的直接原因是海盗,要想解除来自大海的威胁就要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而如何维持强大的海上力量,靠陆地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陆地只可能投入起步的资金,后续资金只能依靠海上的工商业。如果担心海上形成难以控制的工商业,最后威胁自己的统治,专制保守的统治者自然是选择将海上工商业与海盗一起消灭在萌芽状态,禁海成为统治者维护自己统治的上上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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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耕民族的华夏儿女——汉民族,在面对可能在海洋上形成强大力量的工商业,像其祖先一样作了个不大好的选择。汉朝的汉武帝在强大的农业经济支撑下,建立了强大的骑兵征战草原大漠,消灭同化了自西周就一直威胁华夏民族的匈奴。这时摆在汉武帝面前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继续保持这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当时的生产技术是不可能在草原上进行农业生产的,这支骑兵要生存下去,就只有让他们向游牧民族学习在草原大漠生存的技能。如果这支骑兵学会了游牧民族的生存技巧,不再依赖农业,那么呆在可耕地上宫殿里的皇帝也就控制不了他们,统治者最后选择解散这支强大的骑兵,并建长城关隘不许国内各民族继续以游牧业方式生活。而明朝在抗倭斗争中取得胜利后,其实也面临着汉武帝一样的选择,如何解除来自海上的威胁,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是禁海内迁。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成功的农耕民族,汉民族算是出色的。专制保守的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固守农耕,修长城、禁海阻止了本民族尝试新的生产生活,终导致汉民族的衰落。其实我看古代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消失,想来跟华夏民族也差不多,也就是专制保守,没有使得民族具备多种发展生存的能力,占据辽阔广大的生存空间。思古人之过,望未来民族之前程,该如何办才能避免前人之悲剧呢?我认为民族要发展得到永生,必须摆脱以一人或少数人利益的决策,只有民族具有多种发展生存能力,民族才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啊哈 于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参考文献:
《草原帝国》[法]勒内.格鲁塞 著、蓝琪 译、项英杰 校
《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 著、吴象婴 梁赤民 译、LiJiabin 重校电子文本
《中国古代史》高等院校文科教材,朱绍侯 主编
《统一与分裂 --中国历史的启示》作者 葛剑雄
《外蒙古独立内幕》师博 主编
(士柏咨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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